8月28日下午，在八坼街道黑龙村北黑龙路附近的一条田埂上，村民王国新正手持遥控器，操控着一台植保无人机在给一旁的水稻田施洒药水。他介绍说，8月下旬开始，本地水稻陆续进入破口抽穗阶段，极易受气候影响感染穗颈瘟，需要及早施药防治，而利用无人机进行飞防植保，每小时就能完成50亩地的喷洒量，不仅作业效率高，药水覆盖也更为精准均匀，为病害防治争取了有利时间。
今年53岁的王国新6年前注册成立了沁缘家庭农场，并在本村承包了500亩土地，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及稻谷加工。出于实际生产需要，近些年王国新添置了不少农机设备，走进农场的农机仓库，高速插秧机、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田平整机等现代化农机设备一应俱全，翻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等生产过程如今通通实现了机械化。
前年，王国新又自费购置了手上这台植保无人机，成为全区第一个使用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的种植户，因为效果实实在在，今年他又购入了一台无人机，希望进一步提升农场的植保效率。“随着技术的进步，农民种田变得越来越省力，效益也更高。”王国新笑着告诉记者，这几年，在各类现代化农机的协作下，农场的生产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年产稻谷可达55万斤，亩均效益在2000元左右。
“现在一个农场雇上几个人，一季种出的稻谷，就能比以前一个生产小队一年种出的还多。”看着一旁操控无人机的王国新，在沁缘家庭农场帮工多年的黑龙村村民徐炳荣不禁联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劳作场景，发出啧啧感慨。
出生于1951年的徐炳荣，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与人民公社相串联。在他的记忆里，那时自己所在的生产小队一共有五六十人，一年到头却只围着100亩耕地转，春拖犁耙、夏挥铁锄、秋舞镰刀，最值钱的生产工具不过两头水牛，落后的生产力大大束缚了农民的手脚。
“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唐代诗人崔道融笔下的《田上》生动描绘了古时农耕生活的艰辛，但诗中展现的传统农业生产场景，却依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江农民劳作的真实写照。
1997年，现任区农机推广站副站长的王云根刚从南京农机化技术学校毕业，分配到了震泽农服中心农机站担任技术员。他回忆，直到临近2000年，整个吴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依旧没有大幅提升，即使是农机站里也仅有几台老旧的步行式插秧机。一到芒种前后，农户们便心照不宣地出动一家老小，撸起袖子、卷起裤管下田插秧，泥泞的水稻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我们家就是农村的，以前6月农忙时，无论是放学还是放假都要跟着爹娘下地，那种辛苦，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体会的。”王云根说，过去，村里的一个青壮劳力忙活一天顶多能插上1亩地的苗，为了抢农机，每家每户就把能用的劳力都派上，有时甚至还会请“外援”。
王云根清楚地记得，时间到了2000年，农机站里新购置了两个“大家伙”——两台日本洋马牌RR6高速插秧机。搁现在，高速插秧机已谈不上什么新鲜事物，但放到19年前却绝对是个人人新奇的“西洋镜”。当年度，震泽、七都、黎里3个农服中心农机站引进了吴江第一批高速插秧机，总数仅4台，而王云根则幸运地成为了本地首批高速插秧机驾驶员。
“高速插秧机的出现，吴江才真正意义上有了现代化农机设备，插秧效率是人工的四五十倍。”在王云根看来，省人工、作业效率高的高速插秧机颠覆了农民们的传统农作理念，农业机械化的意识在吴江人心中开始觉醒。
后来，本地几个农机站又零零落落引进了一些日本久保田、洋马的农机设备，但只是作为一种创新尝试，并没有普惠到广大农民，吴江真正意义上的农机“大爆发”是在2008年。
“2008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陆续下发，吴江对购机农户也开始给予财政补贴，一时间激起了一阵购机热潮。”王云根回忆，当年度辖区第一批报账的机具就达到了200多台，销售总金额超800万元，育秧播种机等新设备也逐渐进入了人们视野。
而后11年里，吴江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扶持力度又不断加强，如今区级补贴机具种类已扩大至15大类66个品目，同一购机户年度内补贴最高限额达40万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最高限额达100万元。在政策东风的推动下，农业机械化更是慢慢渗透到了本地的水稻、蚕桑、水产、林果等农业主导产业中，特别是在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方面，大中型拖拉机、高性能插秧机、高效植保机、谷物低温烘干机和大米精加工机械等得到大力引进，辖区整体农机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有效地带动了农业生产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吴江也因此荣获了国家级“生产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示范区”“江苏省率先基本实现水稻生产机械化县（市）”等荣誉称号。
区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区农机总动力已达26.64万千瓦，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0.09%，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94.48%。回首过往70年，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阔步迈进，大幅地减轻了吴江农民的劳动强度，推进了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为吴江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